之权给司礼监,并非是出于一己之力,实则是为大明的皇帝寻一条平衡之路,通过这十年的观察,他发现不管是永乐爷,还是自己,以及自己以后的皇帝很少有人能达到洪武爷那般那般勤于政务,相比洪武爷的出身,以及在战火中练就的一副好身板,他的子孙大多数的都来自深宫,无论是身子骨,还是在性格上都不能与太祖相比了,所以在政务上是做不到事必躬亲的,因此想要治理国家最终依靠的还是来自文臣,随着内阁的权利提升,嫣然已有了与皇权对抗的资本,内阁的最主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利用票拟之权各部门呈上来的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给皇帝以参考。皇帝如果同意,就下发给各部门去执行。如果没有触及到皇帝的根本利益,一般都会以内阁的意见作为处理问题的最终意见。所以,内阁在整个决策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旦内阁体制的逐渐严密,阁权逐渐超越了部权。权力日渐扩张,也逐渐出现了权力形同以往宰相的首辅,虽无相名,实有相权,皇帝一旦年幼,或者昏庸,难免让内阁牵着鼻子走,这也是他为何提拔太监了,司礼监代替皇帝批红,所行使的是皇权。按照要求,本来司礼监应该照阁票批红,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司礼监利用皇帝的幼小、怠政、厌政等原因,取得了批红的大权,遂对内阁的票拟有很强的牵制和干预作用,并进而控制了内阁,出现了司礼监势压内阁的局面。“谓有宰相之实也,今之宫奴也”,“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司礼监之批红”,内阁已经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受制于司礼监,这样的局面实则一种权利的平衡,谁强谁弱完全取自于皇帝的态度,可以说这是一种绝佳的平衡权势保护自己的方式了,而且他还发现有了这种制衡,皇帝纵然是昏庸,朝廷的政务也照样能继续运转。莫大的发现让他迫不及待的想去试一试?
见皇帝久久不说话,杨士奇仍旧咬牙说了一番,这一次的大意是祖宗规矩可以不要,可江山却不能不顾,因为司礼监一旦攫取了权力,又为朝臣所抵制,故其必然对反对派进行严厉的打击。不论这些反对派是正直的还是邪恶的,廉洁的腐败的,也不论对朝廷能起到怎样的中流砥柱作用,只要反对自己,就要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对依附和谄媚自己的官员,却大力提拔任用,破坏了正常的进阶秩序。出现了“为善未必蒙福,为恶未必蒙祸”的反常情况。立功未必受赏,行恶反而升官,是非不清,赏罚不明,严重影响到吏治的腐败。吏治的腐败还由于一些阿谀奉承之徒为了讨好司礼太监而不断进贡,故而贪贿盛行。“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甚至在官场中形成了“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能”腐败的官场风气。官场的腐败导致了另一种现象,即是党争。司礼监干政的非法性不停的导外廷官员对其攻击,而司礼太监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行使自己的特权,必然要最大限度地联络一部分外廷官员,这样,就形成了各派之间的争斗,坏的可就是规矩那么简单了,而是祖宗的江山了。”
皇帝面上神色阴晴不定,眉宇间形成的川字,显示他在思索,杨士奇、杨溥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见皇帝迟迟没说话,也不敢说什么,可面上的神情却显得凝重无比。
皇帝的确在思索,按照他的意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因而司礼监的主要职能是保卫和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内阁作为皇权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中介,弥补了由于罢相而带来的皇权统治效能下降这一缺陷,而司礼监又发挥了稳定和巩固皇帝独裁统治的重要作用。“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掣,手相互制约之效“。可一旦权衡弄不好,所造成的后果的确不是坏了祖宗规矩的那么简单了,比起皇帝性命而言,祖宗的江山的安稳就更显得重要了。“为此皇帝一时也犹豫不决起来。
暖阁里地火烧得正旺,即便是二月的北京城,里面仍是暖如春日。
皇帝也不知沉吟了多久,轻叹了声,目光在几人的脸上扫了一眼,最后的目光落在了杨峥的脸上,轻声道:“杨爱卿,此事你怎么看?”
对于这种争论,杨峥想来没什么兴趣,事实上对于杨士奇等人如临大敌的太监他也没什么恶感,权人的不是人,而是人心,一个人的心若不正,就算是你文臣又能如何,还不是一样欺上瞒下,欺压百姓,大明坏的太监是不少,可文臣堆里也没少,胡惟庸、蓝玉、纪纲、严嵩父子哪一个都比太监的罪行更大,硬要说权势交给了太监就天下大乱,或多或少是文人固有的偏见罢了。
东汉中期之后,外戚掌权,所立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小孩,处于傀儡的地位,而当皇帝长大后,想要夺回政权,通常都只能依靠从小一起长大的宦官,当其掌权后,一般都会给予这些宦官很大的权力。
唐朝的宦官危害其实更大,因为唐朝中期之后,有皇帝把禁卫军交给他信任的宦官掌握,而之后就成了惯例,导致宦官的掌握很大的权力,最严重的时候,宦官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了。但因为唐朝中后期,藩镇的危害更大,所以宦官的危害就只限于京城一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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