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道:“朕方才已说过了,这事儿朕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了,爱卿就不必多说了,与政务上,你们也不必太过担心,朕有意歇息是不假,可也没说过什么事都不管,内阁的奏折朕还是要看的,只是这批红的权利,从今日起朕打算交给司礼监了。”
三杨刚听皇上的前半句,心里还有些欢喜,心想皇帝总算是明白国不可一日无主的苦心了,正暗自松了一口气,却不想皇帝下半句立即又让他们将那口气儿提了起来。
自从宣宗登基,文官的权势地位毫无疑问是提高了不少,加上这些年内阁首辅的权力逐渐扩大并置于六部之上,成为了朝廷的最高行政中枢,掌管着朝廷机构的行政权,嫣然有昔日宰相的影子在里面,皇帝一方面离不开他们这些大学士,另一方面又担心大学士的权势日益增大,会重新回到唐宋时的宰相权势,对皇权构成威胁,尤其是皇帝年轻,太子年幼的时候,皇帝对影响力日益增大的内阁越是不放心,想要应对内阁日益增加的权势,唯有拉人入伙了,皇帝身边的太监无疑是最佳的伙伴了。
从宣德初年开始,让太监读书是第一步,跟着让太监慢慢渗透官场,从不得干政的祖训中走出来,如今的司礼监所属的太监有不少掌握了朝中要职,就是军中也有不少人,这些人仗着皇帝的信任胡作非为,文官多次弹劾,皇帝却置之不理,皇帝这么做的背后以三杨世故哪有看不出皇帝玩这一手的用意,说到底皇帝是想用太监来达到制衡内阁为首的文官体系。内阁有票拟权,皇帝有批红权。内阁的决议没有皇帝的批准是不算数的。这几年皇帝虽说也让王振参与批红,但那也只是在身子骨不适的时候,偶一为之,所以三杨明知皇帝此举有些不妥,但碍于双方的脸面,以及内阁权势日益增大的事实,也没说什么,就当皇帝耍一耍小孩子的脾气,日后总会明白这么做的危害,所以这么多年谁也没在这事儿上说个半句不妥的话。
却没想到皇帝今日竟想借自己身子骨不适的由头,将披红的权势交给太监,这就触动了他们的底线了,先不说这合不合乎祖宗规矩,就从对朝廷负责的态度上说,这事儿也不能答应,一旦这事儿真要落到了实处,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自己则个内阁首辅还有何用,因此也顾不得皇帝面色不好看,咬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道:“皇上,此事微臣以为玩玩不妥,且不说我朝太祖鉴于太监干政的危害,立下太监不可干政的祖训,就说眼下皇上把批红之权交给了司礼监,那可是大大的不妥,司礼监居内务府十二监之首,二十四衙门之一。司礼监一旦“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势必会趁机做大,皇帝年长还好说,一旦皇帝年幼,皇帝没了这批红之权,而朝廷对司礼监也没什么限制,朝政岂不是因此而乱了套?微臣斗胆恳请皇上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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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话音一落,杨荣也站了起来抱拳道:“皇上,杨大人所言极是,宦官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去无几,然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宦官,无奉行阉官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一旦太监坐实了这批红之权,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至此朝廷之纲纪,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其手,如此一来,难免会坏了朝纲,还请皇帝三思。”
杨溥、杨荣、胡滢等人也纷纷大声附和。
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却冷哼了声,对于这个结果他显然心知肚明,这些文官就见不得太监为朝廷做事,记得几年前他不过是让身边的太监参帮着自己经营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场、市舶、织造、皇家店铺,好给自己内库弄些银子罢了,好自己这个皇帝的日子好过一些吧了,可这些文臣就是看不惯,愣是拿着祖宗规矩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还堂而皇之的说什么太监等专政,人主不出听证,大臣官员俱畏惧太监,以致误事。此辈性情与常人异,只足备宫中使令耳。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岂容假之此辈乎。着实可恨的很,时至今日,还是如此。皇帝心头的怒火如海浪一般在胸腔里席卷了开来,若非他多年涵养极好,早就不管这是什么地方也要把这事儿给定了下来,可多年保持的良好形象,还是让他压制了心头的怒火,尤其是杨士奇那一句皇帝年幼,皇帝没了这批红之权让他心头或多或少有些触动,身为人主,岂能看不明白这其中的危害,如杨士奇所言,一旦司礼监太监掌握了这批红之权,必是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即所谓“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所导致的内阁与司礼监在地位上的政治差异,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更经常地表现为司礼监势压内阁的局面。从而使司礼监无论从组织制度方面还是在实际操作方面都能够对皇帝决策进行最大程度的干预和影响。皇帝年长还好说,一旦皇帝年幼没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给了太监批红的权利,就等于给了他们行使皇权的机会,一旦他们别有用心,作威作福未尝不可的,他有意把批红之权给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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