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密探组织……”
张正书也不是傻子,面对危险不懂自保。谁能想得到,哪一天皇帝突然要抄他家,捉他下狱?抄家也就罢了,钱财乃是身外物。可被拿下狱,甚至被砍头,那就死得太冤了。作为一个穿越者,张正书对皇帝有种深深忌惮。应该说,张正书有种极其强烈的不安感。
毕竟这是在古代,是人治高于法治的时代。
不管后世史学家怎么渲染,都遮掩不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皇帝一声令下,你就要被抓拿下狱;或者是法官斟酌“仁义孝道”什么的,从宽处理一个杀人犯。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直躬案,三北案?在古代,儒家是被孔子定了性,孝永远是在忠面前的。所以,很自然的,宋朝如此崇敬孔子,肯定会依照“仁义孝道”来判案,而不是根据事实真相。
别看后世把包拯渲染成一个包青天,其实包拯也只是一个酷吏罢了。但为何酷吏能名流千古呢?这都是因为宋朝的判案太过主观,“酌情减刑”的情况层出不穷,让苦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包拯这个酷吏出现了,恰好就迎合了民众秉公执法的渴望。于是,包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可想而知,宋朝的百姓对官员的期望有多低,只要秉公执法,不残民害民就行了。
基于这种没有人身保障的情况,张正书是万万不敢相信当权者的,不管是官,还是官家,其实本质上都一个样。
不思退,那就等于把生命的主动权让给别人,这是最愚蠢的。
“还是要远离政治漩涡么?”
张正书其实有点不舍,不舍汴梁城的繁华。
可以说,汴梁城的一切,除了不像后世那么方便以外,其他一切都是和后世相差无几的。
可惜,张正书还是想离开,因为在宋朝这种环境里,有钱人太不安全了,怪不得一个个有钱人都想着做官,因为做了官之后,就加入了剥削的阶层,就等于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了。可惜,张正书觉得做了官之后更惨,凭借他的政治嗅觉,不被那些文官玩死都算好了。
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很烦闷。
明明自己有着超越时代的想法,却不敢表露出来。张正书可以预见,就算是他献上炼钢术,得到的赏赐很可能也就是工部的一个小吏而已。哪怕是皇帝想再给他升官,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的寄禄官。
这种社会风气下,还有谁想搞发明创新?
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是儒家制约了中国的发展。自宋朝确立了儒家无上地位之后,中国的科技发明好像断崖式的下降。到了清朝,已经沦落到连世界之大都不知道了。要知道宋人,还知道世界的宽大,看看,这里面的差距有多大?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倒退,固守在小农经济上,不思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