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陆游称“苏常(州)熟,天下足”,宋人进而美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苏州则“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明时期又成为“衣被天下”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境内有着诸如名茶碧螺春、白沙枇杷、乌紫杨梅、大佛手白果、水晶石榴、水蜜桃、牛心柿、青梅、柑桔、白核枣、李等等,素有“洞庭十八熟”之彦。还有闻名于世的太湖三宝(三白),即白鱼、白虾、银鱼以及白毛金爪的太湖大闸蟹、太湖水晶虾、青虾等等,良好的经美食,酝酿出了独一无二的苏州文化,即使从一个侧面来看,就能看出苏州文化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诸如建筑、绘画、雕刻、堆山叠石、花木盆景、诗词楹联、家具陈设……每一项都是苏州文化的一个门类,足以让任何人惊叹,而有这样的文化,一方面得益于文化之生命力在于繁衍不绝、生生不息的传承和开拓,文化长河之内生机在于奔腾不息、永不终止的流淌与前进。另一方面源于苏州世世代代不息的继承和传播,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正是由于一代一代人的辛勤探索与不断的创新,使苏州的文化日益根深叶茂,绚丽多彩。因此,苏州人怎么看浑身都散发着一股书卷之气。
眼前这老者虽自始至终一句话没说,但就在哪儿一站,行礼的姿势,浑身散发的气度就与旁的商人有些不同,若说非要用个词儿的话,就是儒商最合适了,事实上,在苏州固有的文化氛围下,苏州的商人,大多是贾而好儒,许多苏商在从商之前皆是儒生,他们从很小时就熟读经史,有较高的儒学修养。只因”士而成功者十之一”,所以,在科举之途上碰壁的读书人就只好”弃儒从贾”,即”先儒后贾”,”以儒服贾”。这些儒生虽然改换”贾”服,但对儒学仍情有独钟。他们从现象上看忙碌于商务,但其本质却是”儒”,以”儒”作为内在素质来经商,以儒学的哲学与伦理来指导经商,长此以往,形成了苏州特有的”先贾后儒”,这种现象,在大明初期就层出不穷。如苏州首富沈万三,人说沈家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又有人说“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但有一点没人否认,身为巨富的沈万三,仍是 ”雅好诗书”。如他在发迹后,也很懂得风雅。他常常在自己豪华的家里宴请达官贵人,除了山珍海味和醇酒美人外,还拥有三班女乐。杯觥交错之余,女乐们尽情表演音乐歌舞以欢娱嘉宾。她们既是歌妓,也是乐师,演奏的大都是沈万三与他的朋友们最爱听的昆曲音乐。观看的人们济济一堂。仅为华屋担任守卫、打更巡逻的更夫等,就多达六十几人,每晚还供应点心酒肴,一个晚上要吃掉十瓮酒和三十盘红烧蹄膀。定居周庄后,专门延请王行为塾师,设馆于银子浜。王行教书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沈万三给他的报酬是黄金一镒(在当时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这样的酬劳很可观。沈万三十分懂得知识的作用,更希望子女们肚子里都有很高的学问,能够与外国商人周旋,以继承自己开拓的家业,使沈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个沈万三,追随朱元璋来苏州的彭家,大雁刘,这些人莫不是”归而读书,学文词”,许多人因文化学问太好,最后中了科举的也不少,可以说苏州的与儒家离不开。
良好的儒家学问,让他们在从事商务活动中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对从商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以”仁”为本的思想。孔夫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人性善”,可以说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是对个人德行的最高要求。把”仁”、”善”的要领贯彻到经商实践中,就必须坚持方法与手段的合理性与合德性,使经商能达到”至善”的目的。
不少大商家,奉行,”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他们经常谆谆告诫儿子说:”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尝说:”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教导其子孙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这是经商成功的奥妙之所在。其二是以义统利的思想。儒家的义利观,是把义和利看作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