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争产业交恶,此吾所甚薄者,汝宜戒之.汝宜戒之!“
在这封长信中,杨士奇详细叙述了“东门外祖屋”产权的变迁,信的结尾告诫杨稷,以“乡邑近年故家子孙皆以分争产业交恶”为鉴,放弃东门祖屋。但在给从弟的信中,杨士奇却对于被萧氏所占的一口水井耿耿于怀:“甚恨与贤弟剐时忘言一事,萧所芳所占井至久不还,祖宗之物吾终不敢与人。已有书诉之思贻兄长,详悉备矣。烦吾弟面与所芳一言,谁家无祖业,望早分付为感。盖某平生不敢分外占据他人一毫,况所芳亦是亲戚,吾岂敢辄为非理之求哉。越理妄求吾所不敢,但所芳亦须存此心,不可失亲戚之欢耳。今不遣书令稷整理者,盖虑其年少不晓事,激恼亲邻耳。吾弟是所芳兄弟素交,思贻兄是其外亲,幸相与周旋明白,得复吾祖宗之旧,感德不浅也。”糊涂儿子总算是明白了父亲为官的不易,答应痛改前非,这才让杨士奇感到一丝安慰。
结局了自己的痛处,杨士奇下手不在容情,先是上奏皇帝言及这次京察的过程以及结果。
皇帝对于整件事算在锦衣卫的打探下,已经知道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对杨士奇因为儿子胡作非为的过错给出了罚俸一年的处罚的同时,也对科道的京察的结果,做出了告示,他谕吏部曰:“部院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遗,事既竣,独科道互纠劾,业有成命,今数日未见题请,显有畏附之私,姑置不究,宜遵例令两京科道,从实互举,以听去留。”然后出乎意料的是,科道拾遗之后,没有科道互纠之事,这下朱瞻基有些愤怒了,他对科道没事找事的毛病,本就有些不喜,杨士奇整治科道,可以说正和他心意,此时看科道竟敢违抗圣旨,登时勃然大怒,特下诏督责,认为“显有畏附之私”,于是吏部尚书郭琎上疏引罪,科道当即互相纠劾,科臣劾御史张京、郑洛书、汪似、李循义、苏信,道臣劾给事中张润身、饶秀、商大节、曹汴、戴儒等各不职。
得知结果,朱瞻基再接再厉,再一次下谕:“科道官系朝廷耳目,顷大臣多畏避奸邪,以致考察宽纵不公,兹互相举劾,不过苟且塞责,为首者姑宥不治。”一时其他被劾之科道官或闲住,或致仕,或降调外用。
见皇帝行如此雷霆手段,那些抱着看热闹的官员才算是回过神来,礼部尚书胡滢率先上慎考察五事:集众见以昭大公;核众职以昭**;体考察以清冒滥;除暖昧以全人材;禁奔竞以正士风。对考察的有关具体事项阐明了意见。“
见内阁、礼部开了头,其他部门不甘示弱,纷纷上书陈述对科道京察的必要。
众望所归的局面下,科道不得不接受这次京察的结果,在皇帝授意下,八月底,
通政使司便向十八衙门发送了京察的结果。四品以上官员上书自陈”大部分都以皇帝的名义优诏褒答,或降调他用,个别的令致仕闲住,因为事实俱在,加上胳膊拗不过大腿,所以这个结果出来,倒也没人出来说话,大家默默的接受了这个结果。
而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的官员,共得老疾者十五人人,贪十人,罢软十人,不谨一百零二人,浮躁浅十九人,才力不及十六人,由于考察得比较公正严明,无人说话。
最后的才是科道,由于科道拾遗,使得言官、御史往日高高在上的嘴脸,彻底暴露了出来,在锦衣卫的追查下,一查一个准,最终议定的结果是一百二十人人不符合要求,比起先前的四十几人,整整翻了三倍,一时结果出来,满朝惊动,除这些外,还有削籍为民者两人,令致仕者五人,冠带调住者一百人,降级外调者十人。
大结果一出来,满朝文武百官叫好的也有不少,说是这是从洪武以来,最公平,最严明,也是最有力度的一次京察,无人不服。
这次京察之所以有这等效果,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时间上来遵六年一考之例,对京官考察亦未按程序办事。京察理应是六年一次,察以巳、亥年,且吏部与都察院只掌管五品以下的官员考察,四品以上自陈取旨。宣德五年,算上洪熙元年,正好是京察之年,例行的京察理应在接受朝廷的京察,所谓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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