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几乎彻底摧毁了永乐、洪熙、宣德三代帝王所付出的努力,最终让大明有声盛转衰,后来的情况与正统年差不多,每次大明国力刚刚提升,总少不了鞑子的破坏,正统后,也先被阿剌知院杀死,致使内部分裂,瓦剌部势力逐渐衰落。鞑靼部却从此强盛起来。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最强。
成化元年,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驻扎下来。成化六年,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也入据河套,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当时被称之为“套寇”。明廷虽派兵对其进行打击,但“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渐往来河套,出没为寇”。
正德末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离析,但到嘉靖中期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时,势力又兴盛起来,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嘉靖二十五年三边总督曾铣上疏请复河套,加强北方防务,这个建议得到首辅夏言的支持,但严嵩为了扳倒夏言,他把计划收复河套的曾铣说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借此杀了曾铣和夏言。从此,明朝廷内再无一人敢言收复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从间道攻古北口入犯,长驱直入,掠怀柔,围顺义,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当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于是只得急调宣府、大同、辽阳、蓟州诸镇兵入辕,“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当时明朝集合了五万援军,但却未及储备粮秣,以致军粮缺乏,当援军会集京畿时,“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仇鸾虽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又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但却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恇扰不知所为”,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当政的严嵩认为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饱将自去”,暗示将官“惟坚壁为上策”,世宗也准备以“皮币珠玉”去向俺答求和。这样,明廷任凭俺答的军队在城外肆意掳掠达八日之久,最后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为这年是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明朝又经过一场惊恐,度过一次危机。
俺答退兵后,于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贡市。世宗准许先在大同开设马市,后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但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初,俺答部又在大同边境骚扰,于是世宗下诏停罢马市,以致边境战事又起,明朝京师多次戒严。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十至,京师戒严”。四十二年冬,大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直到隆庆初年,形势才有所好转。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对九边的建设日益重视,边防因之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蒙古贵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坚决抵抗,损伤颇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贸易,以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遂出现了“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鞑靼内部再次发生矛盾,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翻脸。三娘子原为把汉那吉之妻,俺答见其貌美,夺为己妻。把汉那吉恚恨,遂于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投降,并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他们共同上疏极力主张乘此机会优待把汉那吉,“因与互市”,采取安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