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7章 发财吧，积累吧

也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去当这种最殷实的农民的雇工（他很愿意被人家去剥削）。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

    其实按真正意义上来说，农民的积累和致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积累就是意味着对工业品的需求rì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工业对农业起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当时的苏联没有人去想这些，就是有人想了也不会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依据。

    当然农民积累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富农经济的某种增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改变传统的“战时**”的方式，不是禁止农民积累，禁止农民租地或雇工，所限制的只是剥削趋向和富农手段，而这种限制又主要是通过经济方法实现的。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布哈林提出了著名的“发财吧”的口号。布哈林认为：“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

    但是到了1927年8月9rì，联共(布)zhōng yāng提出把“最大限度地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作为“全面加强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政策的一部分。这是提出向富农进攻口号的前奏

    在这一期间为了限制富农，在贷款上贫农的利率为8%，而富农的利率为12%，到了1929就连贷款也不给他们了。

    税收方面

    1927年1月12rì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了按年收入确定的各类农户的纳税率：收入在150卢布以下的农户，税率为4.75%，150200卢布的为5.25%，200300卢布的为5.75%，300450卢布的为8%，450600卢布的为10.5%，600卢布以上的为14%。

    据李可夫1926年10月提供的材料，15%的富裕农户和富农户支付了47%的农业税。1924/25年度，贫农户平均每个家庭人**纳农业税0.76卢布，中农户为3.09卢布，而富农户为11.03卢布。1926/27年度，贫农户平均纳税额降至0.22卢布，中农户略增为3.13卢布，富农户增到15.42卢布。1924/25年度至1926/27年度，农村中企业主农户(富农)的比例从3.3%增长到3.9%，而他们交纳的农业税份额从16.9%增至25.9%。

    1928/29年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又对税收政策作了修改和增补，对少数高收入的富农户采取了单独计征税额的办法(即个别税)，即不是按标准收入，而是按实际收入额征税。这样，每人平均收入70卢布以上的农户每卢布征收的税额从1926/27年度的25戈比，提高到35戈比。

    此外，还对高收入的农户(在俄罗斯联邦定为400卢布)征收附加税。附加税率占原税额的5%25%(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卢布的农户不征附加税)。由于这些改进，占农户总数2.5%的年收入在700卢布以上的农户所交纳的农业税从1927/28年度占总税额的14.7%增长到1928/29年度的22.8%。1929/30年度，占农户总数2.7%的最富有的农户，交纳了全部农业税的27.7%。据官方的计算，收入在400卢布并使用雇工的农户其收入比贫农高出5倍，但纳税额则比贫农高出20倍。

    在提出加紧对富农进攻的口号以后，特别是为克服谷物收购危机而采取“非常措施”以后，在限制富农的政策方面，出现了很多过火的行为和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的现象。例如在征收个别税方面，按照有关规定，其范围不得超过农户的23%，就是说只向最上层的农户征收附加税。但在实际中，许多地区的征收范围扩大到1012%，甚至更多。

    《布尔什维克》杂志有材料提到：“个别税制度实行得很糟糕，出现了大量滥用和偏激的错误”，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干部四处寻找富农，只要他们需要，甚至在根本不存在富农的最贫穷的村子也能找到。

    甚至对那些在火车站卖葵花籽和卖牛nǎi的人也按照富农来征税。这个时期保证征税的手段当然是必要的“非常措施”。在1929年，由于拒绝纳税或过期纳税而被判刑和课以罚金的富农(当然未必都是富农)，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达17000户，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达13500户。在乌克兰，到1929年底由于拖欠国家债务而根据刑法61条被剥夺财产的农民达33000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