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鲍超误期,几乎陷全军于不测之地,全靠刘铭传坚忍果敢,才力挽狂澜。
朝廷自然以李鸿章的话为准,传旨鲍超,不但没有奖勉,还有“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之语。
鲍超气得旧疾复发,愤激之下,自请解职。霆军上下对刘铭传破口大骂,说他恩将仇报,猪狗不如,纷纷要和铭军算账,铭、霆两军火并之势,一触即发。
朝廷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和局面的严重,一面对鲍超温言嘉勉,一面命曾国藩、李鸿章着意抚慰霆军。
但大错已经铸成,鲍超忧愤成疾,去意已决。霆军军心涣散,虽然没有哗变,但不堪再用了。
受到牵连的,还有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
本来鲍超最感曾国藩的知遇,对他这位“曾九叔”情谊甚殷,曾国荃就算不向着湘军,也应该据实奏报朝廷;谁知道他企图在自己手上弥合湘、淮矛盾,奏折上用了这么一番说辞:霆、铭两军分头进剿,霆军遇敌较弱,铭军遇敌较强,所以霆军胜,铭军败。
这原是一个“摆平”的意思,但自然被朝廷理解成铭军独当大敌,反从侧面印证了霆军失期的说法,是朝廷会采信李鸿章、刘铭传的重要原因:曾家兄弟总不会故意冤枉湘军的人吧?
曾国荃好心办了坏事,他这个脑子,实在只能打仗,为政一方,不够用了。
于是克复金陵后几起几落的曾国荃,终于“因病辞职”,开缺回湖南老家了。
“湘系”受创甚剧,李鸿章的“淮系”其实也没落什么好。刘铭传贪一时之利,李鸿章为他讳败冒功,虽然朝廷用人之际,皆未予以严遣,但已经给了两宫和议政王一个极恶劣的印象。
李鸿章自己也晓得事情叨登得大发了,锐气大失,不敢再有什么行差踏错,乖乖地按照关卓凡的计划,坚壁清野,将东捻从南向北压,从西向东赶。
恭王对自己的失察极为懊恼,这件事情,或者派员密查,或者再等一等看看情形,都不至于搞成这个局面,偏偏就听信了李鸿章的一面之词了!
暗中多有人对恭王报以冷笑。其中一位,乃是慈禧。
湘、淮内讧,两败俱伤;蚌鹤相争,自有渔翁得利。
这件事情的余波,远未平息,容日后再表。
长崎人对于一年前那支庞大的船队的印象尚清晰如昨,一支更加庞大的船队光临了,或者说,“舰队”。
一年前那支船队,只有两艘军舰护航,这一次,护航的,足足有十艘艋艟巨舰。
有趣的是,其实是同一支船队,只不过,规模整整扩大了一倍。
海风凛冽,码头上的竹内四郎,脸色阴沉。
这一年,日本国内的政局惊涛骇浪。竹内四郎到现在还做着他的长崎奉行,但能做到什么时候,他自己也不晓得。
作为长崎的主官,也同时受更高层级的指派,他过来迎接再次“过路”的大清国钦使。
目视所及,这支前所未见的船队铺满了整个海面,日方派出的送水、送煤、送各种补给的较小的船只,往来络绎不绝。
竹内四郎粗重地吐了口气,以此平衡震撼和不安的心情。
这支“舰队”,如果怀有异心,是可以“灭国”的。至少,把长崎所在的佐贺藩灭了不成问题。
这一次,大清国的钦使倒没有下船去哪儿逛一逛的意思,竹内四郎得在这儿等船上的通知,然后和他的同伴一起上船,去会见这位威名越过大洋、经已传到了日本四岛的中国公爵兼美国中将。
关卓凡要见的第一位客人,不是这个竹内四郎,而是之前专程从北京赶到长崎等候、专责传旨的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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