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登州府自古富庶、繁华,尤其是明中后期的万历年间,这座下辖一州、七县、四卫的府一度“户口百万”,由此可见人口之繁盛。其首府蓬莱县(即登州城)因地处要冲,且修建了完备的“水城”等码头设施,兼之更是联系辽东、朝鲜的最便捷通道,故各方人士汇集、商业也极为发达,一度成为胶东乃至山东全省都有名的富庶之地。
只不过登州府的命运在几十年前急转直下,无论是清兵破关后的杀戮抢掠,还是孔有德之乱带来的浩劫,抑或是秩序真空后地方上蜂起的盗贼所带来的破坏,都让登州府处于持续失血状态。可以说,在东岸人彻底掌控这座山东六府之一前,登州府几乎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了。
东岸人的到来给登州府上下的冲击是巨大的,首先是大量操着西三府山东话的移民(被收编的抗清义军及其家属)来到登州,然后还有少许从他处吸引而来的流民、土匪乃至海外来客。这些人的到来不但使得登州府的人口获得了极大充实,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构成,这自然有利于东岸老爷们的统治,因为这是一个由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秩序,短时间内还不会脱离掌控。
其次,东岸人在自己直领的多个县份——如烟台县、福山县、文登县、招远县等地——推行新政。新政没有不切实际地瞎搞,主要是强制动员全县吏员在冬季疏浚淤塞的河道、水渠,修建水库,铺设道路;同时选派农技员帮助本地选种育种,并经多年努力培育出了适合本地气候的玉米、土豆种子,使得本地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此外他们还酷行军法,任何作奸犯科之徒均严惩不贷,同时大力宣传在山中耕作“贼田”的土匪山贼只要回乡自首,均既往不咎,这进一步肃清了治安。
最后。他们通过不断的征战从外界往登州输入了大量的牛羊牲畜,并使用低息贷款售卖给百姓,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在如此多管齐下的努力下,明末后疲敝破败的登州府开始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在近些年发展越来越好,直有欣欣向荣的趋势,且人口也攀升到了四十余万,虽不及万历年间的一半,但已是了不得的成绩了。
而也正因为如此。登州府此时才“有幸”分得了十五万淮安府难民的安置配额,因为就经济基础而言其已经有了一定的承接能力。当然了,登州府的承接能力再强,也不可能一下负担起十五万人的日常食品所需,盖因农业社会的特性,农民们大部分的产出都被其自身消耗了,能拿出来销售的余粮较为有限。再加上登州府的乱世才过去至多不超过十五年,民众们记忆犹新,平日里主动出售余粮的也不甚多,故市面上能采买的小麦、玉米及豆麦等杂粮数量有限。往往只能供数万人一年所需。
不过好在东岸人手头还有大量的清江浦漕粮,这些漕粮分配到登州府的那部分数量也极为庞大,足够支撑这些移民中的绝大部分在登州生活一年以上了,如果再配上本地采买的一些粮食牲畜,差不多也能勉强支应过去了。毕竟,移民们在集体农庄劳作生活,也不是一点产出就没有,不是么?
集体劳作、集体生活、集体学习,遍布登州府境内的集体农庄似乎一下子恢复了上古时期的遗风,使得本地不多的士绅看了也啧啧称奇。不过。他们也就看看稀奇罢了,作为一个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滨海大府,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库页岛一化冻,就得组织人手去那里收皮货、山货、海货;另外日本那边也得插一脚进去。这个披着一层皮的山丹贸易如今之规模越来越大,日本东北诸藩都被牵扯了进去,甚至还开始向中部地区蔓延,直让幕府的锁国令成了个笑话;最后,朝鲜、宁波的贸易也不能停下,这里面的利润也极大。而且胜在稳定,风险较低——登州府能存活至今的士绅,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了,冥顽不灵的只能在家自己干活种地(因为雇佣不到人),脑袋灵清点的开始转型商人,依托在东岸人的庇护下从事跨国、跨地区贸易,特别是随着众多市场的深入挖掘(比如朝鲜、日本甚至一部分荷兰人带来的南洋市场)以及登莱、宁波等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收益也水涨船高,并渐渐带动了更多人参与进来,成了一个小小的新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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