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以弥补每年购械方面的巨大亏空。
这次打完云南之后,缴获甚众。刘忠贵欣喜之下,让刘奇张罗着扩大这些产业的规模。所需机器全部由东岸人出售,甚至他们还派出了五十名幼童到登莱学习,很是花费了不少钱,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雄心。
结果今天呢?刘忠贵似乎后悔了,想要挪用一部分资金修建战备公路,但这又怎么可能呢?向东岸人订购机器的钱已经给出去了,他们向来是货到付款的,你不要了他们也不会退钱。另外,花在南方土司旧地上的移民安置费用也不能省!近些年四川大搞经济作物种植,一会发展蚕桑,一会引进东岸棉花,总之是忙得不亦乐乎,粮食种植面积直线下降。这会好不容易才南边开垦了些良田种植粮食,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大帅,现在能挤出来的,也就南边数府的‘莠民钱’。但大帅,这钱动不得啊。”想了半晌后,刘奇还是出言劝阻道。
所谓“莠民钱”,其实就是移民安置费。成都幕府这两年陆续裁汰了数万南明降兵,同时还有大量从土司手里解放出来的地方少数民族。对这些人,刘奇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即择地“开垦荒地,安插莠民,化莠为良”。说白了,就是把这些不是很可靠的民众安插到原来的土司辖区,拣选合适的地方开垦荒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秩序,如此花个一两代人的时间,差不多就彻底消化了,成了四川幕府稳固的农产品基地。
应该说,刘奇虽然大力奔走操办工商事务,但他还是有些以农为本的思想的。他读过一些东岸人的书,也从私交很好的东岸朋友听取过建议,比如前成都商站站长陈明就对说:“需要对农业部门进行根本的改组,以便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为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增加的产品提供一个足够容纳它们的市场。现在四川的商品市场受到农村低水平实际需要的限制,由于技术没有进步,过多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这威胁到了四川新政的持续发展。”
刘奇很好地吸取了这些建议,并在四川境内大力推广新农业技术,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比如他曾经大力推广过“东棉”,即从东岸引进棉花种子,在四川种植。他认为东棉“棉丛高、叶茂、朵大、棉多、绒细而长,色泽白亮,产量是华棉的两倍之多”,结果在那次灾难性的推广中,因为种子下发时已逾节候,并且栽种过密,阳光不足,同时当地气候环境可能也有所不利,因此“棉桃多不能开”,损失不小。
好在刘忠贵十分信任他,认为万事开头难,以后持续改进就行,让刘奇感动不已。因此,他痛定思痛之下,从宁波重金聘请了一些农学专家,在成都开办农业学堂,专门教授农学、园艺学、农化、植物、养蚕、畜牧、水产、土壤、测量、气象、农工、农政等十多门课程,并亲自兼任山长,各种农业实践活动、采买新式农具、印刷农业书籍、开办《四川农学报》等所需的费用,他一概批准,从不否决,可见其重视程度。
如此数年之后,四川的农业产量有了不小的提高(但距登莱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刘奇在重庆创办了四川劝业场,陈列川中的谷、果、茶、麻、油、桑、漆、竹、木等,标出价格,注明产地,供包括东岸商人在内的外商参考,以加大四川农产品的出口力度。
当然刘奇最重视的还是粮食的种植。这无关其他,而是出于传统士人的本能。中国自古以来因为饥荒而造成了多少问题,刘奇熟读史书,自然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在看到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大增加之后,他有点担心——讽刺的是,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正是刘某人一手推动的——因此他趁着改土归流的机会,在南边不断安置降兵和解放的土司奴隶,扩大粮食作物的面积。这“莠民钱”,就是花在这里的,几乎每年都有,且数额颇大,毕竟这还承担着“化莠为良”的同化使命呢。
今天刘忠贵找他要修路的钱,刘奇想来想去,能挤出来的基本只有这里了。但他十分不情愿,认为从长远来看对四川有害,不值当。不过他也清楚自己的主公修路是为了北伐汉中,是为了王图霸业,这事的优先级显然比移民同化要更重要一些。
没办法,只能挪用一部分了。而且,今后“莠民钱”的数额大概率也要被极大压缩了。盖因北伐汉中,这战事烈度可小不了,天知道要打几年,要花费多少钱,要征用多少夫子。
这个世道,想休养生息喘口气是真的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