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家家,百样图卷难描画;
城城市市,万紫熙攘映千红;
……
国安似金瓯,地盛赖凤城。
以上是越南著名诗人阮晋安所写《凤城春色赋》中的一段。阮晋安活跃于黎朝时期,彼时越南国势已经开始衰颓,叛乱、谋反四起,但地方上的经济却还过得去,百姓们的负担也不算很沉重,因此还是有一些繁华之色的。
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越南已经陷入了南北朝混战的状态。北方的郑主和南方的阮主在断断四五十年间打了七次大战,搞得商业凋敝、民生多艰,越南的经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了下去,并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十多年前,南北双方终于打不下去了,最终签署了和平停战协议,划定了疆界,进入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于外国商人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战区做生意的日子实在太令人心惊胆战了。那些杀红了眼的越南军兵们随时都可能把枪口对准前来贸易的商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如今南北弭兵,郑主和阮主都分别发布了发展农桑、鼓励商业的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而外国商人们,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从各处追逐而来。
“一百多年前,越南的君主还是一个尊奉传统儒家思想的文人,劝课农桑,鄙视商业。本来在14世纪兴盛一时的越南瓷器出口,到了15世纪末时就开始了急剧衰落,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参与到繁盛的国际贸易中并不怎么热衷。外国商人经常被拒之门外,或者遭到严格的近乎人身侮辱的检查才允许入。船上的货物也受到很多贪婪的官员的觊觎,经常被以各种借口没收。”会安港内,某艘商船艉楼甲板上,一位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正在说话。
“曾经有位英国商人因为不公平待遇而向越南国主提出抗议,越南国王直接回应‘汝等来前,吾已为东京之君;汝等去后,吾仍为东京之王;外国物品,吾国一无所求’。”这位中年男人继续说道:“说这话的越南国王很自信,因为他治下人口众多(越南北方人口尤其多),农业上自给自足的缘故,因此虽然这个国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对外贸易却并不十分发达,令人颇为感慨。”
“不过在南北朝分治后,人家不敢如此了吧?”另一个稍年轻些的声音问道。
“也就稍好一些罢了。”中年人继续吐槽道:“而且多集中在相对势弱的南方。南朝开国之主阮潢就在会安这里设立外贸中心,彼时欧洲商人称之味‘海铺’。在那个年代,欧洲人、中国人、日本人蜂拥而至,在这里交易货物,然后销售到别的地方去。会安的贸易一度十分繁荣,名气也很大,给阮氏政权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但即便如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阮潢对此仍然不太好意思,他曾经就写信给日本朋友,说他的国家‘乃诗书礼仪之国,非市货汇集之地’,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离不开会安贸易带来的收入,大力支持海外贸易,但我内心中对这种背离圣人根本的行为是鄙视的,这只是权宜之计。”
“儒家文化圈,对商人的鄙视和压制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一个四平八稳的封闭社会,是无法有效提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便萌发出来,也会被深沉厚重的社会体制给压制住,工业上获得的利润没法投入扩大再生产,只能到乡下起豪宅、买天地,或者干脆铸成银冬瓜埋藏起来。这样的国家,迈向资本主义的速度只怕慢得令人发指,除非外力将其打破。”中年人仍在不停地说道:“越南的海外贸易获得发展,不也是在南北分治时期么?郑主、阮主打来打去,见识到了火枪、大炮的好处,见识到了新式战法的利害,明白不能固步自封当井底之蛙了。而且,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巨大的财政上的负担,也迫使双方开始寻求海外贸易的发展,不然怕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为对方击垮。越南如此,其实中国大陆何尝不是如此呢?”
说到这里,中年人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没必要。大家都是刚从中国离开的,什么不懂啊?想当年清国人平定北方、席卷南方之际,也是比较愚昧的。可接下来几十年间,被东岸人四两拨千斤地挑动了一下局势,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之后,这些起家于北山黑水的人也明白了。他们开始不再排斥对外贸易,不再排斥外国人,相反对此还很热衷。以清国为例,因为长江流域在东岸海军威慑范围以内的缘故,他们还在灌河河口营造了新的贸易中心,可见其对外交流的迫切心情。
而如果说清国因为和士绅结合得较为紧密而导致开放得不彻底的话,那么扎根于湖广、江西一带的泥腿子政权大顺,在这方面就要强上许多了。李顺政权的高层都没学过什么圣人的微言大义,对空泛的大道理也不是十分感冒,属于只看“疗效”,不听“广告”的主。什么有利他们就推行什么,什么阻碍生产力发展他们就废除掉,千方百计提高全社会的生产能力,力求将创造出来的每一分财富都投入到军事领域中去,从而能与体量比他们大得多的清国争雄。
所以说,清国、顺国之流都是被逼的。如果当初中国大陆被迅速一统的话,保不齐也是个闭关锁国,只留寥寥几个对外窗口进行贸易的模式,和隔壁日本一个鸟样。现在大陆被各方分占,彼此间互相攻伐、竞争,谁闭关锁国就等于自杀,因此整个社会的思想活跃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和商业繁荣程度,都比利时同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到了隐隐让东岸人都有些担忧的地步。
“越南贸易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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