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3年,原崇祯十六年,今重兴元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太子朱慈烺,在济南城郊祭告天地,广谕天下,登基即位。
整个登基仪式,全由李啸一手操控,这名对自已登极称帝依然懵懵懂懂的十五岁的孩子,在登上帝位后,自然而然地,对李啸有一种近乎全方位的依赖。
所以,他极其顺从地,如陈子龙姜曰广等人所拟定的那样,在登极之后,立即照本宣科地诵读诏书,加封李啸为太师,并任命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宫中诸事一切皆听李啸调度安排。
这样的做法,在外人看来,朱慈烺这般安排,简直就是自为傀儡,任由自已全凭李啸操控,实是令人骇然。
而李啸这样做,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
不过,这样的安排,对现在身体伤重初愈,更不懂治国为何物的朱慈烺来说,这样的安排,其实是连日来,从身体到心理都紧张劳累不堪的自已,能采取的最好的选择了。
毕竟,这样的一个根本不知治国理政为何物的懵懂少年,在时代的剧变中,突然糊里糊涂地被人推上了帝位,处于极度惶恐不安中的他,自然近乎本能地想要找一股强大的力量,使自已得以倚靠,而拼却性命救他出京,又一手推他登上帝位的李啸,自然成为了他最大的倚恃。
再说回来,现在这济南城中,刚刚登基为帝的他,因为登基匆忙,就连宫殿与朝堂等物,皆尚未齐备,更遑论其他。
而朱慈烺自已,也根本就没有时间与能力,去组建自已的官僚队伍。再退一步来说,没有半点亲信势力的他,就算想组建自已的势力与人马,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事,所以现在的他,不依然兵强马壮又威信极重的李啸,还能指望谁呢。
所以现在的朱慈烺,只能一切听从李啸安排,自已根本就再无任何主见。
于是,李啸从拥立朱慈烺登基为帝的政治选择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荣宠,真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普天之下,再无任何人,有这般权势与荣耀了。
李啸当日在京城,近乎搏命地救助下了太子朱慈烺,又成功将他拥上帝位,到现在,终于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从这一点来说,还真有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味道。
只不过,大权在手又兵强马壮的李啸,他在心下,虽然志得意满,却总感觉有点隐隐不安。
因为,现在的自已,虽然在济南拥立了朱慈烺登基为帝,也向天下发布了新皇登基的诏书,但这位由自已亲手拥立,且占据了大义名份的新皇帝,能不能得到普天之下的官员与百姓认可,李啸心里,其实也还真没底。
毕竟,太子从京城逃回到现在登基,时间十分紧急,象南京留都的群臣,可能根本就还未得到具体的消息,他们会不会承认这位便是真实的朱慈烺,会不会对朱慈烺这位太子的真实身份,都持有怀疑呢?
甚至,李啸认为,还极会有可能,有些野心家会利用这种怀疑,而趁国中无主之际,在南京等地另立他人为帝或自称监国割据一地,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政治风险。
只不过,这些问题,李啸心下虽有担忧,但他并未特别放在心上。
大乱之世,实力为本,各种阴谋手段,终究只是辅助,纵然有人居心叵测,想趁机作乱,但区区宵小,又能其奈我何。
若他们真敢另立其他朱氏子孙来与自已作对,那就别怪自已不客气。自已正好趁此机会,发兵往攻,将反对自已的势力,一举铲除,以绝后患。
当然,这样开展军事行动的狠手,为了维持表面的团结,还是尽量不要随意使用。相反地,在现在这个特殊阶段,李啸认为,自已最好还是采用柔和手段,如果能先对那些诸如留都的官员,给予拉拢分化,当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新皇帝大谕天下后,李啸又下令,由陈子龙撰写任书,召请依然留在南京的重臣,诸如史可法,高宏图,马士英,王铎,袁继咸,赵之龙,刘孔昭等人,皆来济南任职。
如果他们能来,在这李啸的地盘上,自然只能全听李啸的安排与裁处,这自是最好的结果。如若不能,李啸却也并不特别在意。
因为他对这帮前朝官员,其实也不是特别看重。这些人,在李啸看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不是为了尽可能团结大多数的力量,李啸对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正眼相看。反正现在自已手下,这些年四下招揽,以及考试提拔等手段,其实已然有足够的官员可用,大不了就将他们晾在一边便是。
在谕书都发出去后,李啸并不稍怠,而是立刻与陈子龙与姜曰广这两位最为任重的亲随赞画,在客厅中密议接下来的战略规划。
这战略规划的主题与重点,便是在于接下来,李啸的目标,究竟是要以统制国内,理顺整个大明帝国为主,还是先行以一已之力,先去打击并反推北方的流寇与鞑虏。
简单地来说,现在的战略规划的重点就是,倒底是先攘外,还是先安内,这个议题,成了李啸与陈子龙姜曰广三人商议的重中之重。
姜曰广的意见,是当先攘外。
他向李啸郑重提道:“唐王,现在我军既已拥立太子登基为帝,那为大义起见,我军接下来,理当集中全力,北进攻击,争取早日夺回京师,将流贼赶回山陕,方是最为要紧之事。”
“哦?”
“唐王,现在重兴皇帝在济南行地登基,局隅一地,实非长久之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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