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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天津后,特战支队引导高原第一梯队奔袭塘沽,刘建立率第二梯队分兵摧毁天津外围日伪政权,李清第三梯队和师直属部队负责天津市内警戒,收缴、搬运物资工作由吴征统一负责。
详细的战斗部署完毕后,刘一民站起来笑眯眯地说:“同志们,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天津不同于其他城市,因为它没有城墙,充其量只有一些日军临时修建的堡垒,真要打的话,一发火箭弹就掀翻一座碉堡。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天津城墙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强行拆除了,此后一直没有再建。原先的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和连接四座城门的城墙一起,被修建成了东西南北四条大马路。方向感很强,直接沿大马路前进就可以把天津四面全占了。同时啊,中央已经命令姚依林同志率领天津地下党的同志向独流赶来了,我们今天白天在这里休息,傍晚出发,今天夜里,我们要在地下党同志的带领下,伪装日军,大摇大摆地开进天津市,明日一早,天津就是我们的了。”
这下,干部更加开心了,这天津简直就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连攻城都免了,趁夜色直接进去抓俘虏就是了。
最后,罗荣桓做了战前动员,要求干部们回去后,将袭取天津的部署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利用今天白天隐蔽休息时间,组织战士们认真学习政治部下发的有关纪律,做到以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形象进驻天津,让天津人民感受到我军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特别是担负租界警戒的部队,要处理好与租界方面的关系,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政策,扩大我党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见罗荣桓讲的很正规、很经典、很认真,刘一民马上站起来说:“政委讲的大家要坚决遵守,严格执行。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次来天津,不是来玩的,也不是来宣传的,是来搬东西的,是要把日军、日侨、汉奸的所有物资、设备、财物统统没收搬光的。对那些民族资本,要按照我们的保护工商业政策办理,组织他们为我们生产军需品。然后尽量动员他们随军行动,搬到我们即将开创的根据地去。如果他们不同意搬,那对不起,就要强行搬,最起码也要把设备运到乡下藏起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民族工业留给日本人,让日本人去发展经济、支撑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要挥起我们打扫太原时的那把大扫帚,把天津打扫的干干净净的,让日本人再占天津的时候,感觉这天津连个螺丝钉都没有了,逼得他们不得不从日本弄资金、弄原材料、弄设备来恢复天津的经济。一句话,我就是要和日本人打经济仗!目的就是从骨子里把日本拖垮。我的话都明白没有?”
干部们这下来劲了,齐声吼道:“明白!”
刘一民想了想,又说:“对于日本侨民,只要不与我军武力对抗,就尽量俘虏他们。将来我要用他们与日军做生意,换钱换武器。大家记住没有?”
对刘一民极端佩服的干部们谁不知道师长弄钱的手段,自然又是齐声高呼:“记住了!”
刘一民这才满意地挥挥手,让大家散会。
散会后,罗荣桓拉着刘一民,说他刚才的话有问题,道理虽然都对,但容易引起干部战士误解,到最后很容易发展成大哄抢,把繁华的天津弄成太原那样的空城。这样的话,天津的工人就会没活干,没饭吃,人民生活就会成问题。
刘一民依旧是笑眯眯地说:“没关系的,日本人既然敢占领天津,就得有解决天津人民吃饭、工作的勇气和能力。你放心,日本是工业强国,解决这些问题不算什么。到时候,我们可以采取点措施,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人占领下的天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景。逼迫日本人不得不发展天津经济。等他发展一段时间,我再来搬,非得把日本人逼得当裤子不可。至于天津人民,我们这样做,就是要唤起他们与我们一起抗日。总不能一部分中国人在为抗日流血牺牲、一部分人心安理得当顺民吧!再说,我们还可以动员天津民众疏散,向农村和大后方转移。你放心,办法多的是。”
罗荣桓还是摇摇头,感觉不妥。刘一民也不理他,自己找个地方倒头睡觉去了。
下午3点,姚依林带着100多个天津地下党的同志,相继赶到了独流。
姚依林是1917年出生的,这时只有20岁,看上去英气勃勃的。
见到刘一民后,姚依林迅速汇报了天津的基本情况,报告说天津日军驻军只有一个联队,约3000人左右,属于华北方面军直属的原驻屯军独立旅团。一部分住在市区,一部分散住在市外各要点。另外还有一部分宪兵、警察和刚组建的伪治安军。伪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号称一个师。塘沽驻的是海军陆战队,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但人数不会多。
姚依林还带来了一份日军天津布防图。刘一民一看就笑了,和他在后世研究军史时一摸一样,地点、兵力不差分毫。这日本人还真的是狂的没边,竟敢以区区一个联队的兵力防守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笑完了,刘一民又觉得悲哀,这么大的天津,几十万中国人,竟然让3000多日军管的服服帖帖。要是都能奋起反抗的话,就是用菜刀剁,一晚上也能把他们剁光。中国人啊,真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看完日军布防图,刘一民交待安排姚依林他们吃饭,自己和曾中生对着布防图又仔细地修改了作战计划,重新调整分配了兵力。等姚依林他们吃完饭,刘一民就让曾中生把姚依林带来的同志分配各部队做向导,命令5点钟全军向天津进发,袭占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