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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妈这样说,我马上请了假去看他。果然一副形削锁骨的样子,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找来老头子女质询,干吗不送去医院检查。子女一脸无奈,说老头死活不肯。我不由分说,架起老头就往医院走。老头说,青天白日,我还遇到绑匪了,我不去你又能怎样!我说你也不掰着指头算算,这么些年,你哪次犟过我了。说罢,我们俩就笑。笑声没停,医生却发火了,把我拉到一边,厉声责问我这个儿子是怎么当的,病人肝部囊肿这么严重才送来。老头一看问题严重,也慌了神,问我是否需要开膛破肚?我说哪会呀,现在医疗技术先进,只需开寸许小口,一张创可贴一贴就没事了。老头不信,又问医生,医生说,自己儿子的话都不信,我的话你还信?老头这才乖乖地躺上手术台。手术进行了4个多小时,途中,老头醒来,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那绑匪呢?医生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告诉他,你儿在门外等着呢。老头一听,放了心,又沉沉睡去。老头体质差,到第二天才彻底清醒,一睁开眼就问,那护士该不会把钳子、剪刀、纱布什么的忘在我肚子里吧?我说,又杞人忧天了,现在的医生护士可敬业了。老头听了直摇头,说我越来越像个骗子,尽撒谎,以前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还说寸许小口,你看这伤口,从胸部到腰部,要多大的创可贴才贴得上呵。
等老头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就和几个同学一起,把老两口接出来周游,像办接力赛一样,从南到北整整走半个来月。其中,有那么两位身居高位的同学,在宴请时还请了当地更高级别的长官出席,把老头唬得一惊一炸的,回去之后,向左邻右舍炫耀了好长一段时间。
年前,我又给他去电话,让他年后和我们一起去北方看雪。老头在电话里嘟囔,说他看不了雪了,眼睛突然出了问题,看什么都是双影,可能患了青光眼,要开刀。我怕老头又担心护士在他肚子里留下杂物,赶紧把他接来市医院作手术。请熟识的眼科专家看了,却被告知需要脑外科专家会诊。会诊的结果把我吓了一大跳:哪里是青光眼,是巨大的脑垂体瘤将视神经压成了畸形。我如实告诉了老头,老头接过核磁共振报告单,仔仔细细地看,还没看完,两行泪水就夺眶而出。我赶紧搂住他的肩头,这么些年来,第一次紧紧地搂住他的肩头。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这条倔牛,瞬间就丧失了抵角相斗的勇气,此刻,他竟是那样地孱弱,委琐,像孤独无助的孩子。
毕竟是大手术,在市医院做我不放心,于是,托人联系第三军医大学脑外科教授,办妥了入院手续。没想到,老头坚决不去,说再怎么也不愿意把老骨头扔在别人的土地上。我再不敢对他动粗,平生第一次求他:“去吧,老头乖。”听我真心诚意地恳求,老头这才高兴起来:“哈哈!你也有低头的时候,这次总该算我犟赢了吧!不过,说好了,要是我丢在那边了,你可得把我给拣回来。”老头还想说什么,我不理他,吩咐家人马上带他上车。汽车开动了,老头拉开车窗向我挥手,我没有挥手,只是冲着他大声嚷:“你给我记着,我要接一个健健康康的老头回来,要不然,我饶不了你。”也许那一声叫嚷实在有些过份,周围的乘客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有些冲动,恨恨地骂了一句:“看什么看!没见过儿子教训老子啊!”老头一去就是半个来月,我天天去电话。教授说,手术很好,已过了危险期,但还不宜多说话,尤其不能激动。我问教授,老头想我了怎么办?教授说,只要你心里挂念着他,他就能感觉到。我知道老头能感觉到,但是,不斗斗嘴,我心里不踏实,老头也不会踏实。就这样,半个月后,我又和老头斗上了,老头依然处于下风。他有一百个想不通,每次斗完嘴都会问,我都已经脱胎换骨了,怎么还是你赢呵?谁知道呢?亏他还是心理学副教授,研究了一辈子心理学,竟拿不出一招一式来对付自己的“儿”
老头的春节是在病房里过的,我给他寄了贺年片,他执意回了一张。那笔画大得吓人,要么相互牵连,要么隔海相望,根本分辨不清。我去了电话,告诉他,笔力还那么遒劲,宝刀不老呵!他就在那边开心地笑,说明年还要在贺卡上给我画一个卡通呢!
这一次,我破例没有和老头斗嘴。老头有些意外,问我怎么啦,我说你等着吧,你这一辈子还长着呢,有你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