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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砚残雨写心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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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用。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仲宣”名王粲,山东邹城人,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由于其文采斐然,被称之为“七子之冠冕”王粲曾依附于荆州牧刘表,在荆州流寓十余年,终不为老乡刘表所重用,怀才不遇,郁郁寡欢。他的登楼赋和七哀诗之二皆在抒发自己的政治苦闷与寄居异地、怀乡思归的寂寞忧伤之情。如七哀诗之二里就有:“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登楼赋里也有:“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易安此时的心境当与王粲相同,故引而自况。于词句中著一“犹”字,表明一种主观感觉,人云寂寞怨夜长,词人在此是愁苦嫌日长,而一个“更”字,则加重了思乡的凄凉感,真可谓是虚词不虚,反而浓厚了词意。

    “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词到收束之处,兀然宕开一笔,显得极为超脱悠然,一如晋陶公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闲情野趣。“随分”可以理解为随便、聊以,但词人的达观胸襟并非真意,只不过是无奈之举而已。即便身处东篱菊前,也不外乎是买醉解愁、消弭乡思。

    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南渡以后,李清照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历经了国破家亡、仓惶南渡、夫君病亡、乱世流荡。命运多变而悲苦,经历曲折而坎坷,生活沉重而凄清,情感孤单而落寞。灾难,接踵而至;打击,愈来愈重。所有这些,早已使李清照疲惫不堪、身心憔悴。此时,她的生活,更需要照顾;她的情感,更需要慰藉。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也就是赵明诚辞世的第三年,时年四十九岁的李清照再次走入婚姻围城。

    当时,身在杭州的李清照遇到了时任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的张汝舟。张汝舟能说会道、巧舌如簧,极尽假意奉承之能事。他乘人之危、投机取巧,向身染重病的李清照频频示好,而李清照也被他的殷勤款曲、怜香惜玉之假象所迷惑,终而大胆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委身于一个心怀不良的伪君子。结婚不久,张汝舟可憎的本来面目便暴露无遗,他只不过是想占有李清照身边的书籍文物。当他发现一直觊觎的书籍文物所剩无几而且李清照视若生命、不愿拿出时,便对她恶语相向,继而拳脚相加。“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李清照心存高洁、才华横溢,对此不堪忍受,决心“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于是,她以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之罪诉至公堂。原来,新婚不久的张汝州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在得意忘形之下,将自己在科考场上如何作弊、如何蒙混过关、如何得以擢升等详细内情拿来向李清照一一夸耀,这在封建时代绝对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的。但依照宋代条律,妻子告发丈夫,无论对错,都有两年的牢狱之苦。最终,尽管解除了婚约,张汝舟也被远徙柳州,但李清照也随之入狱。不过,在亲朋好友多方面的疏通帮助下,九天之后,李清照即被释放。至此,不足百天的第二次婚姻旋告终结,但它在李清照心头留下的伤痕与阴影再难弥合与消除。事过之后,她在给翰林院学士綦崇礼的信中简要地说明了误嫁的过程:“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僶俛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由此看来,这次婚姻之中杂糅了太多的欺骗、误解和痛苦,因为李清照是在身处困境、出于无奈、优柔寡断的情况下“强以同归”的。她在致朋友的信中对此追悔莫及“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李清照何其纯洁、何其高雅、何其刚烈,宁愿身陷囹圄,也不肯与“驵侩之下材”为伴!但此后,李清照一直忧心不安,担心自己的名誉因此而被世人所污。她在写给一位亲戚的信中说:“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就这样,身负国破之仇、家毁之恨、人亡之悲、颠簸之苦、诟谤之忧,李清照默然地投身于金石录的编纂之中,同时也凄然地走入了她的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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