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们兄弟姐妹的求学时间长达三十五年之多，这三十五年间，每个孩子的升级升学，成家立业，每一步都是踩着父亲的肩膀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前进，况且这三十多年中正是我国农村最困难的时期，家庭收入微薄，时常靠卖鸡蛋攒下几个钱支持我们上学，在父亲的支撑下，有的读完了高小，有的读完了中专，这其中父母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是难以用数字来计算的。

    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每一个为人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而在子女的教育上都寄予深情的厚望。一个常年为生活奔波，而又有点文化底蕴的父亲，更知道对子女的恩宠。父亲告诉过我，他二十岁那年，得了头大的儿子之后，心里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可“地主老东家”听说生个小子，却讥讽地说：“好，你又多了一个小扛活儿的！”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尖刀，刺痛了父亲的心窝，伤透了他的心。从此，立志再也不能让下辈儿孙再给人家扛活了，为祖上争气。1949年他真的忍痛割爱，把刚刚十六岁的哥哥送到天津，在广文二哥的帮助下，去一家私人织带厂当了徒工，圆了自己的梦想。

    父亲作人，向来是与人为善，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脱坯、盖房，特别是盖房打地脚这样的累活，总是离不开父亲，父亲个子不高有劲，是掌舵的硬手。俗话说“好心才有好报”那是1947年大秋前夕，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我家分到村西许家坟三亩已经成熟的玉米，收玉米时，父亲套上四家合用的红色骡子车往家拉玉米，走到西坑嘴时，那头骡子看到水洼里有大车的影子来回晃动，它一惊，猛然拉着装满玉米的铁轴车奔跑起来，父亲用力拽进缰绳，力图使它站住，哪知它越跑越快，带着父亲跑出有五六十米，直到老张家坟地前，连车带牲口一起翻到壕沟里才停了下来。父亲被压在车辕子底下，幸好被沟边的一棵柳树把车厢挡住，大车才没有往下再翻。我跟着大哥急忙跑到村里叫来了几个人，才把父亲救了出来，幸运的是，父亲竟一点伤痕也没有。这是父亲的福气，也是全家人的福气。如果没有父亲的“善有善报”可想而知，这个家如可维系至今呢？

    父亲粗浅的文化底蕴使他养成了豁达、开朗、心胸开阔的优良品质。记得1954年，除哥嫂在天津，家中还有六口人，与大伯合住着一层祖传四破五的正房，大伯住东屋，父亲住西屋，住房非常困难，那时我已经17岁。父亲找住对面屋的哥哥商量，现有房屋合理作价，由一家搬出去在前边园子里另建。哥哥说，他盖不起新的，他拿两间东厢房换父亲的两间正房。父亲二话没说，哥俩君子协议达成了。待扒了那东厢房以后，连一块整砖都没有，更没有一根可使用的檩条。母亲不愿意了，想找大伯论理。父亲说，别去了，去了又怎么样呢，他又没钱贴现给咱，想开点，吃点亏就吃点亏吧！这样，哥俩简单的财产交接方式，比以后我见到的正式场合写合同、论协议的交易都令我难以忘怀。

    父亲的善心我是理解的，他是一生都在为儿女着想的父亲。进入八十年代，儿女们相继成家立业，父亲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也是他最愉悦的年代，我们多次劝他让出土地，搬到城里，享享清福。可是父亲不肯，父亲说只要能活动，他就不连累我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来没向儿女们提出任何困难，没向儿女要过钱，除非是主动给他。记得那年我大哥回家，父亲本想跟他说说照顾父母的事，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我明白，父亲是宁把困难留给自己，也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的人。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8年，父亲曾带领本村的十几个人，同全县的大队人马出征东北参加辽沈战役的担架队，土地改革时期当过民兵连长，合作化时期当过生产队长。这虽是一些平凡小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气壮山河的壮举，但这也是寄托着众多乡亲们的信赖。

    2007年1月4日（农历正月十六日）深夜，父亲吃了最后一顿阳间晚餐，平静地睡去，安详地离去了。

    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驾鹤西游了。父亲走了，他曾给予我们的关爱和恩泽，他的劳动人民纯真的品德和纯朴的人生价值足以使我们挂齿难忘，受用今生。

    今天是父亲去世一周年祭日，我挥毫抛墨，怀念父亲，将对父亲的哀思诉诸笔端，以悼念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