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朝我笑了一笑。
我呆呆地望着他,忽然间觉得他好陌生,就像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直到吉普车驶出了大门,我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
过了好长时间,才从大人们的话缝里,知道了胡子伯的事情。那是那天早晨的事儿,胡子伯和小叶叔开着那辆大吊车,去省城火车站,吊运刚到站的一批机器,货多时间紧,他又是一个急性子,车驶中心大道时,抢了一列小车队的空档。谁知,那小车队里,偏偏坐着一位中央大首长。大吊车威风凛凛的气势,使得首长的那甲壳虫般的小轿车,越发渺小。抢车道,也不过三两分钟,或者更短,就被大首长的警卫车给驱逐出去了。可是,车号被人家记录了下来,很快,有关部门就查到了大吊车的所属单位,又很快找到了肇事者。所有的人都为胡子伯叹息:“胡子这下惨了!”
柿花落了,结果了。当柿树沟挂满红红的柿子时,我问娘,怎么小叶叔老是往秀英婶家跑哩!”
娘叹气:“胡子哦,可怜着哪!替人背黑锅憨傻着哩!”娘又嘱咐道:“妞妞,以后见了他,躲远点儿。”
“为啥?”
“姓叶的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正在找你爸的茬儿。你爸为胡子伯的事,得罪了他。”娘说。娘的话,我似懂非懂。到大了,才知道原来当时开着大吊车的是那姓叶的。那姓叶的一口咬定抢车道是师傅的意思。而胡子伯念他还没成家,怕徒弟年纪轻轻的为此毁了前程,便将所有的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就在我娘说了这话不久,街上到处画上了刘少奇的像,人头倒立着的,歪着的,打着红叉叉的,铺天盖地。紧跟着不久,胡子伯回家来了。
娘说,满打满算胡子坐了七个半月的大狱。胡子伯回来的三个月后,秀英婶生下了个胖女娃。秀英婶到处跟人说,她这是老藤慢瓜,足足十月怀胎。没人信她。娘说,她这是做贼心虚。就在胡子伯回来的第二天,爹娘在家准备了一桌酒菜,差我去请胡子伯。那是一个晚上,我轻轻敲开了胡子伯家的门。是秀英婶拖着一双软拖鞋来开的门。她挺着肚子,很吃力地想盘腿坐炕,不成,就只得将屁股斜搭在炕头。
胡子伯蹲在炕边的角落里,发呆。
秀英婶将正嗑着的瓜子皮吐了出来,问我:“妞妞,干啥呀?”
我一下子怵了。秀英婶的肚皮已经挺得小山包似的了,好像就为这个,她挺威风似的。
“喊你胡子伯去喝酒吧?”她咧嘴一笑,还挺好看。接着,她用眼角一瞟胡子伯道:“喂,去吧!”
胡子伯没动,也没抬眼看我一眼,只是继续发呆。回到家里,就把这情景说给爹娘听。他俩一听,也发呆。正闷气之时,门被推开了。是胡子伯。他目光游移不定,嗫嚅着,说“是妞妞喊我来的。”那副胆战心惊的模样,使人不相信这就是胡子伯。
酒巡三遍,他仍这般模样。爹娘频频交换眼色。娘转脸对我说:“妞妞,挟猪耳肉给你胡子伯吃。”
还没等我动筷子,胡子伯像被蜂子蜇了一下慌慌忙忙说:“吃不得,吃不得!罪过,罪过”就这样,几个人闷头喝完了最后一杯酒,当娘过来收拾碗碟时,胡子伯一声干嚎,声音之大之突然,着实让人大吃一惊。
看着他悲痛欲绝的样子,看着他那抖动不已的长胡须,我也想哭。我想起那个总爱揪我小辫、用胡子扎我脸蛋的胡子伯。
他只哭了一小会儿,就打住了。抹干了眼泪,立起身,一句话未说,出了门。
以后的日子里,胡子伯无声无息地活着。忙着闹革命的人们,丝毫没有觉察着他的存在。待秀英婶生下一个女娃娃后,人们开始在大街小巷的某个角落里看见他。他常常曲卷着身子,半卧半躺,头且勾且弯在双之间,身上脏兮兮的,脸上黑乌乌的。人说,他颠了。
我没碰到过。一种奇怪的本能心理,总能让我及时地避开他。留在我心中的胡子伯,仍是个乐呵呵,大咧咧,可爱可敬的胡子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