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学习的榜样。而他当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课,也是需要揣摩的对象。人们都说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他现在站在了俯视众生的高点,对史籍记载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读。
以赵昺看来,在古代的礼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重长幼。长幼即尊卑即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而中国承袭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的原则。与“贤能”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
单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功业伟大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他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李世民固然贤,但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因此杀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选择,所谓的公义不过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远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自从弑兄杀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谴责,又受到群臣对禅位合法性的质疑,以致噩梦不断,要让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给自己当门房才睡的着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被清除,局势也稳定了。大权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渐从愧疚中摆脱出来,而且时愈久,气愈壮了。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加分。为此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此时,他已将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这块牌坊立的!
经这么一升华,黑钱洗白了,“伪钞制造者”自然也心气和畅、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众了。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是聪明人,他深知,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不可瞒一世。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加他之罪,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布,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于是他说:“公明正大之事,史官执笔,何必故意隐讳?”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李世民所谓的直书,也不能就认为是‘真’的可以‘乱写’,其实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的,事实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他这样做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颂他。看看,这就是历史上常言的不能让君王随便翻阅本朝国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情不自禁地使用权力加以篡改,那还有真史吗?!
自唐太宗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这块唐初的言论禁区也就开放了,包括著名的《贞观政要》都记载了李世民给房玄龄的那段大义凛然、毫无“虚心”的训词。由于唐太宗功业太著、名声太盛许多人宁愿相信他的解释,李建成传中就写下“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样的不实之词。甚至有人说,如果以‘残忍’的建成为天子,‘凶狂’的元吉为辅,唐必亡国。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辩词,范祖禹就说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杀管叔、蔡叔,管、蔡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并且流言诽谤周公,不是周公要杀他们,而是天下人要杀他们。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实是李世民自己要杀死他们,而不是天下人要杀死他们,他是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因而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至于信谁的,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说白了其实是看其中所言对自己是否有利了。断章取义,歪曲其意……都是惯用的手法,当年孔圣人不也变成了臭老九,被推下了圣坛,挖坟掘墓,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吗?而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后谁又敢保其又不会重新被捧上天去呢……
“陛下,仅凭一纸招降诏书便罢黜太皇太后,还需谨慎一些,否则恐难以服众。”邓光荐想了想,觉的小皇帝和应节严说的都有理,可又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
“中甫,可知当年城陷之后,太皇太后和德祐帝所颁布的诏书吗?”江璆反问道。
“吾还记的,时人有言诏书无玉玺压印,只有太皇太后御笔花押,因此质疑其为伪诏,不能作为受命之凭。”邓光荐言道。
“嗯,我确看过此诏,确如中甫所说。而按照规矩降书上应由宰相同署,其上也无。传言伯颜曾请被扣于其营中的文相在降书上同署,却遭文相严词拒绝,因而有军民认为此乃伪诏,并不认可。!”江璆言道。
“可这次却是不同了!”这时应节严插言道。
“哦,其中还有不明之处?”邓光荐惊讶地道,而赵昺和江璆也惊讶地看向应节严,不知道其有什么现。
“请陛下赐诏书一阅!”应节严向皇帝拱拱手道。
“好!”赵昺让刘灵取来诏书,在案上展开,其他三人也凑了过来。
“陛下和各位请看!”应节严戴上老花镜浏览一遍后,用手指点着文末道。
“瀛国公之印,寿春郡夫人之印,至元十六年七月,他们用的是伪号!”邓光荐轻声念罢,惊讶地看向应节严。
“不错!”应节严点点头。
大家一阵沉默,他们都知道瀛国公和寿春郡夫人乃是赵显和谢道清被押送到大都后,忽必烈给他们的封号,他们在信中如此自称并加盖印玺就大大的不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