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屋

不信的，不过，祗婆说你到灵阁上面看看，你祖父的那块灵牌缺了一块，那就是来自野魂的警告。父亲从凳子登上半灯桌，果真看到祖父的灵牌右下脚缺了一个口子，也许是蟑螂咬的，也许是老鼠啃的，奇怪的倒是这位祗婆是怎么知道的。父亲就将信将疑地答应了祗婆的法事。

    祗婆自然在三央间进行，她还请来了两个和尚，在半灯桌和神阁上贴了很多用黄色纸写的禁令，称之神符之类的。如此又是跳又是叫又是喝又是骂又是喃喃祈祷的唬弄半天，然后要求父亲重新刻一个祖父弟弟的灵牌，还要给他补建一间屋子，还特别强调这间屋子要添置一些家具，尤其是要一个女人，因为他死的早，还没娶妻。这样他就能在阴间安家落户，逢年过节你们的供奉他也能享受到了，这样家里的子孙后代就平安无事了。

    这事我听得很是糊涂，怎么能给死人娶妻子造房子呢。我悄悄地问过母亲，母亲却一脸庄严地告诉我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乱说话。过两天，我放学回家就看见一老一小的两人在祖屋的三央间忙开了。半灯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被抬到房子的中间，两个人忙着剪裁彩纸和削着竹皮。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绑绫屋”

    一老一小在祖屋里忙碌了四五天，一座两米多高的金壁辉煌的屋子就建造起来了，放在半灯桌上几乎可以顶到祖屋的屋脊。当时我还在念小学，除了离村子五里远的小镇，我还没去过其他地方，也还没见过建造得如此精巧而富丽堂皇的屋子。屋子有三层，这在现实中我还没见过，镇里最漂亮的最高的楼房也不过是邮电局新建的那幢，而且还没有阳台，也没有这么漂亮的雕花窗，镂空门。而且色彩鲜艳华丽地很，更奇特的是，屋子里面还分主人房，客人房，厨房。卧室里有床、枕头、桌子、凳子，还有一个女人遮着红头盖坐在那里呢。活脱脱的柔顺祥和的新娘子。厨房里有水桶、扁担、木柴等等。这些都是用彩纸折的，竟然做得惟妙惟肖。

    绫屋绑好后，那个祗婆又在祖屋大张旗鼓地作了一番法事，然后把那座漂亮的绫屋挪到外城烧了，还特意强调要把绫屋的灰烬用一个瓦罐子装了，密封好，在祖坟的旁边找一个地方埋了，立上一块小砖头之类的，作为记号。清明的时候也给他烧上几炷香，贡上几杯酒。这样他就安心了，满足了，不再滋事了，祗婆说的煞有其事。父亲叔叔们一一照做了。这事过后，奶奶果真恢复了正常，家里的女人家对祖屋半灯桌上供奉的灵阁更加小心谨慎和敬畏。父亲原是反对这些事的，他念过书，在村子中也是颇有威望的，还曾经在镇的中学管过总务，也在村的生产队里当过会计，也算是知书达理的人。他认为这些牛鬼蛇神的不过是子乌虚有的，大可不必当真，可母亲却不一样，固执虔诚的比奶奶还厉害。这事情过后，奶奶和母亲似乎找到更有力的使唤父亲的武器，父亲在以后的很多事情只好随他们唬弄去。

    挂在半灯桌上面的那方神阁是用上好的樟木做的，外面还涂了明油之类的，防止虫蛀。神阁里供奉一排灵牌，中间一块特别大，其他的按照祖先先后顺序依次向两边排开，中间一块记载着整个家族的族谱，密密麻麻刻着的字艰深晦涩，大多不能解其意，能够细看揣摩的机会也不多，只是春节时候，父亲或者叔叔没空，到了上香时间我才爬上半灯桌去看看，灵牌前放着五个香炉，但每次上完香，就匆匆下来了，连多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爷爷和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总是他们上香的，总会跟着我们不怀好意地扯着他们的衣角讨来香和炮竹，一屋子热热闹闹的。可是现在一座诺大的屋子静静地站立在这里，凄寒，冷清，仿佛就是存在了上千年的遥远神庙。那一排排挺立的灵牌似乎就是活生生的灵魂，泛发着某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自从奶奶从她固守了五十年的暗厢房搬出后，就很少进去了。连叔叔的几个天真好动的小孩也不愿意进去。记得小时候，大人不在家。祖屋三央间俨然就是我们的天堂娱乐地了。冰凉而平整的泥土地板，宽阔而坚实的木炕床，还有门后几口可以藏身的瓦缸，我们总会不知疲倦地爬到床底，钻到瓦缸，跳上半灯桌，滚到地板上嬉戏打闹。如今那张温暖的木炕床也不在了，屋子就一下空旷了许多。床是随着爷爷的去世而离去的。村子的习惯是人走了，他睡过的床和衣物也随之而去的。我念初三那年的一个下午，班主任把我叫出来，摸摸我的脑袋说你爷爷快去世了，你爸叫你回去看看。我一下子就呆了，我对人的老去还没什么准备。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了，从小镇到村子约莫有五六里路，我骑着单车似乎上了车，下了车就到家了。回到祖屋的门楼，就看到一群和尚打扮的人神情寂然地进进出出，邻居们都来了，见到我抓起我就往三央间去。我这才看到奶奶、父亲、叔叔、母亲和婶婶都在，连嫁得老远的三个姑姑都回来了。屋子很静，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深深泪痕，却不敢出声。我心理紧张，是被母亲拉到人群的前面，她哽咽地吩咐我：“叫一声爷爷吧。”我这才看到爷爷在地上，直挺挺地躺在一张席子上，双眼紧闭，脸色铁青，身上还是穿着刚从下地回来的那件黑色麻布衣。一个道士模样的人闭着眼睛在爷爷的身上摸索着，不时在空中比划着，不时对着半灯桌上的神阁吆喝着，然后拼命地摔两块猪肾形的黑色木板。爷爷的一只裤脚被卷得老高的，树皮一样黝黑的肌肤这时突出丝丝屡屡僵硬而青紫的血管。在道士的做弄下，那只脚似乎抽搐了几下，再看看爷爷的脸，喉结还在颤动，从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声音，似乎什么东西塞住了。奶奶瘫坐在一旁，父亲提议说，再送去医院看看吧。没有人出声，那位道士阴沉着脸，对着爷爷僵硬的身子作弄了一阵子，最后挥一挥拂尘，摇摇头出去了。屋子就淹没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嚎啕中。反正爷爷就这样离开了，我不知道爷爷临终时是不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只是觉得爷爷还没到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爷爷临终前喉咙里面发出的浑浊的嗝嗝声似乎是眷恋这古老而温暖的屋子，他去世那年年仅六十。他走后，他睡过的那张炕床就拆掉了，被丢到幽幽流过村前的龙门河里。

    如果说奶奶在大小事务上撑起了这个家，撑硬了祖屋的辉煌和光鲜，那么爷爷就是守护祖屋的栋梁之柱。是他的忠厚，是他的宽容，是他的刻苦，是他的耐劳，给了奶奶可以指挥倜傥的空间。没有人见过爷爷高声讲话，没有人见他打过人骂过人。奶奶指手画脚地甚至劈头盖脸地数落他时，他仍是一脸祥和地搓着第二天要用的牛绳，或者细细地打磨着准备砍柴的刀。印象中，他是闲不住的人，起早摸黑担犁扛耙，牵牛拉车。即使回到家他总是先给牛添好草料，喂足水，然后简单洗一下手脚，吃过饭，中午时分会拿起竹片编织畚箕、菜篮之类，傍晚时候会东找西挪准备第二天用的农具。他不抽烟，不喝酒，邻居都觉得这样的老好人走得太早了，有时又安慰奶奶，说他是前辈积德了，好来好走。总之，他走后，他的灵牌添到神阁上后，祖屋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祖屋了。

    如今守候祖屋的是奶奶，两个叔叔已经搬到自己建的楼房里去了。祖屋前侧左右各有一间草屋，分别是三叔和我家用的厨房。三叔和奶奶还固守老屋厨房，每到清晨黄昏都会看到丝丝屡屡的柴草烟从茅屋上娉娉婷婷地浮起，整个屋子就罩在一片乳白色迷雾中。我家用的那间原本留给奶奶用的，但刮风下雨的日子，厨房里面也是雨水淋漓，那单薄残旧的茅草已不能遮风挡雨，那泥墙也经不起腐蚀，不久就坍塌了。剩下高耸而乌黑的土墙矗立在祖屋前。两间厨房和三央间围成的就是祖屋的内城，是一方用砖块铺成的洁净小城，尤其是雨后，就更加雅致光滑。厨房光线不好，在没有电灯的日子，在傍晚时分，父亲和叔叔们都喜欢把饭桌搬到小城来，两张桌子一家一边，热热闹闹地相互交换些简单的菜，三叔婶勤快，不仅自家种了好多菜，还腌制了好多，萝卜、酸菜、蒜头、青瓜等等的，都是我喜欢的。小孩更高兴，在两张桌子之间来回穿梭，惹得大人们不耐烦地吆喝，催促着快点再快一点。在夏天的晚上，在这块小城里乘凉是最惬意不过的事情了。下午太阳西斜矮过厨房时，奶奶开始在小城的砖块上泼水，干了又泼，到了晚上，小城贮存的热量就消退了。奶奶和婶婶们还在煮晚饭的时候，我们就搬了奶奶专用的一个可以伸缩的平竹藤椅，几个小孩笑着闹着就都挤到床上去，晚饭过后，奶奶洗完碗筷，就搬了一张凳子，摇着蒲葵扇子，唠叨起家里的短长，经常也会有村子的叔叔阿姨来做客，小城就在盛夏的夜晚盛满了淳朴憨厚的笑声，如果是有月的时候，还披袭一地的轻纱，黝黑的屋脊在纯净明亮的夜空就格外清晰而楚楚动人了。三婶就拿出晒好的南瓜子、向日葵、花生，我们一边磕一边聊，难得闲下来的爷爷也搬出他外出守夜才用的椅子舒适地躺在小城的一角。这时候总是最温情的时候。连经常为了小事而争吵的奶奶和母亲都一脸的祥和，也能够和气地讲上几句贴心话。

    而祖屋内城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年初一的早上。村子有个传统，年初一早吃团圆饭，不管是在外工作的，还是已经分了家的兄弟，这个早上必须集中在一起吃一顿斋饭。而斋饭是在凌晨零点就准备好的。其实在除夕夜就煮好拜倒祖屋的半灯桌上，等到凌晨零点一到，就祭祀祖先，鸣放炮竹，迎接新年，祈求吉祥，这在家乡叫“等公”爷爷那一代人睡得早，却也不怕误了时辰，因为小镇上的糖厂总会很准时而威风地鸣放鞭炮，方圆十里都听得清楚，而且一烧就是一两个钟不停，这鞭炮声就从遥远的小镇像次第亮起来的路灯，从各家各户的祖屋亮起来。我们却也起得比往常要早，各自穿着新衣服新袜子新鞋子，蹦着跳着高高兴兴的，也不哭也不闹，特别乖，特别巧，因为大人总是教训我们，这一天不能讲粗话，不能吵架，不能摔东西等等诸如此类的。最高兴的就是在内城摆好桌子，一家子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就列着队等候大人给利市。这时候的小城就是最有活力最鲜亮的时候了。爷爷奶奶的笑脸仿佛就镶嵌在窄窄的方城当中，孵化出一朵朵欢快的绽放的花。

    内城之间有一座门楼，也是土墙茅草屋。如今门楼的两扇高高而厚重的大门已布满斑驳的虫蛀后的小坑，也早关得不牢实了，其中一扇还却了一个角，奶奶养的鸡鸭总能灵巧地从关着的门进出自如。原先这门楼的大门是锁得非常严实的，钥匙只有爷爷奶奶和父亲才有，放学了，我们只能在外城歇息或者游戏。外城确也是我儿时的乐园。

    外城右侧是两间茅草屋牛棚，石块窃的墙，倒是豪华坚固。一颗高大繁茂的荔枝遮住祖屋的门楼和大半牛棚，夏天的时候，总会摇落一地的阴凉。据奶奶说，荔枝树应该有上百年，总之就是比祖父还老，树干皱巴巴的肌肤倒是记载着岁月的模糊而残忍的痕迹。每年三月都挂满灿烂的花，引来无数嘤嘤乱舞的蜜蜂和蝴蝶，却是两年或者三年才结一次果。结果的时候就累累地铺满牛棚屋顶和门楼。这个时候总是奶奶最烦恼和最忙碌的时候，她要防着自家小孩偷偷爬上树上采摘青青而酸涩的荔枝，又要防着邻居的调皮小孩爬上牛棚屋顶乱踩乱摘。守候了一个炎炎的夏季，荔枝在奶奶的呵呵下终于露出羞涩的圆圆而晶莹的红脸蛋，这叫人看了心动，想着嘴馋，可惜就是奶奶守得严实。记得邻家有个小孩教蛮兴的男孩，不读书了，又调皮又捣蛋又大胆，趁着奶奶转身喂鸡鸭之类的机会就能迅速而熟练地沿着牛棚柱子哧溜哧溜地爬到屋顶了。然后伏在屋脊温软的茅草中，累累缀满枝头的荔枝就铺在他的头顶了。他只要不出生，就可悠然而舒适地采摘伸手可及的荔枝。有几回他就这样躺在屋顶吃得肚子圆溜溜地才心满意足地溜下来，撩起上衣挺起肚皮得意向奶奶示威，然后屁颠屁颠地飞快地跑开，奶奶就气急败坏地拿着一根软木棍子颤巍巍地追，使劲地敲使劲地骂，尽管生气却也无可奈何。我有时倒是很羡慕他的，我在奶奶的严加看管下，却没有勇气偷偷地溜上去，只是奶奶也有让我们解馋的时候，她用在她用来敢鸡敢吓鸟的长长的竹竿顶端插进一个小棍子，竹竿就裂开一个小口子，她就撑着它把树顶上最红最大的那些衔下来，我们几个小孩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这时候奶奶就笑眯眯教训我们，荔枝要熟了才会甜，所以呢要有好果子，可要学会耐心地等待。我对这些话自是不以为然，也不会细细品味，只是有了好果子吃，就一个劲地点头。奶奶也就心满意足地表扬我们乖，不像邻家的蛮兴，一高兴又捅下几串。

    荔枝树下是一口水井，水一年四季的清冽，冬天打起来还冒着淳淳的热气，夏天喝起来就透心彻骨的凉。在炎热的夏季，父亲叔叔们下地回来，总会就着井口，叫我们给他打上几杆，小孩力气小，井杆一阵高一阵低的，水就一阵子上来像鲁莽的野马，一下子冲得他满脸都是；一阵子上不来像镂空的窗口，他就对着空气大口大口地喝。待水出得顺时，他就舒适地像干渴的牛一样伸长脖子，咕咚咕咚地喝个痛快。然后惬意地坐到树下磨得油光滑亮的青石板上，拿着草帽扇着风。后坡有个单身的汉子，也喜欢来我们家，就为了这清冽甘醇的泉水。

    外城的右侧是二叔的厨房，现在早已坍塌，只留下一颗大树菠萝，撑着浓浓的绿荫，庇护树下磨了只见石沙的洗衣板，洗衣板旁边随意堆砌着一些乱石，可供坐歇。外城城外有一个橡胶树，橡胶树下原本有一对石狗的，一个慈眉善眼的，一个张口怒视的，都一样的活灵活现地守护着外城没有大门的门口，由于小时见的多，几乎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这么一对石狗，甚至巷头巷尾，屋头屋角都有遗弃的，也不觉得稀奇，只是念大学时，偶然看过一篇关于雷州石狗文化的报道，又听说雷州文化局在宣传石狗文化，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石狗博物馆，突然才觉得我们门口的平凡的石狗厚重起来。我们祖先世代安居乐业竟然来源对狗的崇拜。只是待我打算好好研究一下那千姿百态的石狗时，回家才发现家门口的石狗早不知所终，找遍整个村子，竟然一个都没有，后来拜祭祖先时，在祖庙的门口发现缺了腿的一对。问成天守在家的奶奶，奶奶也说不出之所以然来。那石狗大小不一，小的就十来斤吧，大的恐怕有六七十斤，后来听邻居家人说有段日子有些人开一辆拖拉机来收购，这石狗一律地放在家门口，许是大部分都没经主人家同意就拿走了吧。原本散落在民间被尘土淹没的石狗如今都威武的守候在雄伟的博物馆里，记载一个地方的传说，诉说一个时代的故事。

    祖屋的没落和坍塌似乎在所难免。奶奶之所以焦虑的督促叔叔重修祖屋，是不忍心看着祖屋向周边的祖屋那样，只剩下荒凉的断壁残垣，内城也好外城也好，都被葳蕤的草木多侵占，而祖先的灵牌就安放在一个用转头砌成的一米多高的约莫一个平方的小屋子里，逢年过节，子孙孝顺的还过来拜祭一下，手脚勤快的还过来清除一下杂草。

    祖屋的辉煌和热闹不是重修可以挽回的，村尾王家在外地坐生意的有了些许本钱，回家把祖屋修葺一新，只是长年累月在外居住，那栋豪华的现代楼房在寂寞寥落中成了鸟兽建巢寻欢的乐园。

    望着幽幽而依旧崎岖的古街巷，勉强在断壁残垣中屹立的自家祖屋，我不知道它还能坚持多久，我只知道这段历史也渐渐地淹没在这片葳蕤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