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殉道、殉义、殉情怎一个“殉”字了得。 考究中国人的自杀历史,有一种现象颇值得注意,许多人的轻生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天生就不怕死,或是他们已经活够了似的,而是因为他们都自认有一个值得去死的理由,这理由往往与他们头脑中确立的某种信念或某种信仰有关。为了这某种信念或某种信仰,他们自杀起来义无返顾,颇有点视死如归的精神。其中最典型最突出的,我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当为殉道型。“道”在这里可理解为是一种道义,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一种情怀。中国人素来看重精神,这“道”在他们眼里无异于人生的支柱,生命的太阳。中国古代有位思想家老子就曾发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叹,早晨闻“道”即使晚上就死也觉值得,可想而知这“道”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当然老子所说的“道”与笔者上述对殉“道”的“道”的诠释不是一回事,这里只不过是借为比方。为了这至高无上的“道”区区一己生命当然无足轻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大诗人屈原堪称这殉道型的典型代表。屈原的自杀可谓集高尚壮烈清醒于一身,他预感到他心爱的楚国就要灭亡,又不忍亲眼看到这种悲剧局面的出现,于是他先自杀了。他的自杀是基于爱国,而爱国又是千百年来培养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尽管人们惋惜他的自杀,但又似乎找不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来阻止他的自杀。后汉的曹植曾有诗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可说是对这种殉道型自杀的诗颂。人们认可了屈原自杀的意义,所以屈原的精神才得以不朽,中华民族还专设了一个端午节来表示对他爱国精神的缅怀。
屈原的精神传到现代,现代的许多人不仅袭取了他的精神,而且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袭取了他的自杀方式。这种现象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普遍。如抗战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八女投江,八位英勇的女战士,在弹尽粮绝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临死也不做日寇的俘虏,手挽手毅然走向滚滚波涛。她们的自杀既是忠于祖国的一种表现,也是不使自己遭日寇凌辱的唯一手段。狼牙山五壮士的跳崖自杀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最令人感动的是回民支队的大队长马本斋的母亲,她在被日寇抓走以作人质企图来迫使马本斋叛国投敌时,为了坚定儿子的抗敌信念,也为了使儿子断了最后的牵挂,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绝食自杀。她在临终之时摔碎的那只玉镯,极为形象地展示了她誓死忠于祖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耿耿丹心。
还有许多自杀现象似乎也可以归入这殉道型的,譬如太平天国在天京城破时,数千太平军集体自杀熔入一炬,宁死也要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天国而献身,那种集体从容就义的壮烈场面既触目惊心又令人热血沸腾。当今在巴勒斯坦及许多阿拉伯国家出现的肉体炸弹自杀现象,有人称之为恐怖行为,但凭良心来讲,谁又能否认他们的这种行为不是一种在“国破山河在”时忠于祖国抵抗强权甘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殉道型行为呢?
仅逊于殉道型的大概要算殉义型了。“义”在这里自然是特指的义气。受儒家思想千年熏陶的中国人历来崇尚“忠孝节义”尤其对这个“义”字看得特重,这就是何以最重义气的关云长的庙宇会遍布民间历久不衰被人供奉的道理。“义”又主要体现在君臣、主仆、朋友、兄弟之间,它展示的主要是一种感情,一种以利益相关岁月相守人生相依命运相济为纽带的撕扯不断的深情。尽管它没有“道”的境界那么高尚,但它在中国战祸连绵民如草芥的历史上同样具有相当坚韧的凝聚力,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寄托和精神慰藉,认为值得为之捐躯而不惜生命。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大概要算西汉时期著名的“五百义士”集体自杀的故事了。这“五百义士”都是故齐王田横的门客。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以后,听说田横避匿海岛,不免加忧,即派朝臣赍诏书前往招安。田横迫不得已应诏而至,实则已生了必死的念头。行距洛阳不过三十里时,他避开汉使私与随行二门客言:“汉帝召我,无非欲见我一面,汝可割下我首,速诣洛阳,形容尚可相认,不致腐败。我已国破家亡,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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